布 赫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解决民族问题视为解决中国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为了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培养了一批蒙古族早期革命领导骨干。抗日战争期间，在抗日救亡的烽火中，培养出了更多政治上坚定、斗争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他们为以后内蒙古的革命和建设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期的内蒙古民族运动

1925年秋，内蒙古国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张家口召开。在早期内蒙古民族运动中，它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以它的主要领导人白云梯为代表的右派领导集团也随之叛变，给内蒙古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

为了解决白云梯右派集团的问题，1927年8月在外蒙古库伦（今乌兰巴托）召开特别会议，揭发批判了白云梯集团的错误，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重申了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大汉族主义政策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决定把党的名称由“内蒙古国民革命党”改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白云梯等坚持错误，潜回内蒙古公开发表反共声明，把该党右翼集团改为中国国民党内蒙古党部，成了国民党右派在内蒙古实行白色恐怖的马前卒。

1928年上半年，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新的中央重整旗鼓，曾派人回内蒙古部分盟旗开展工作。虽然又有郭道甫主导的呼伦贝尔暴动，席尼喇嘛领导的鄂尔多斯红色政权等革命斗争，但都由于种种原因失败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国际察觉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新的中央领导陷入了“泛蒙古主义”。共产国际认为“泛蒙古主义”是日本扩大侵略的工具，1933年4月通告中共中央“应坚决同反动的泛蒙古主义作斗争”。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党已不可能再有什么作为。习仲勋同志在《乌兰夫同志永远活在各族人民心中》一文中说：“早在大革命时期，在我党支持下，就建立了‘内蒙古国民革命党’，1927年改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后被第三国际宣布解散。”

在早期的内蒙古民族运动中，也不乏李裕智等这样的英雄人物和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操劳的仁人志士。他们可歌可泣的奋斗精神和事迹，将永远留在后人的记忆中。

抗日战争期间的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一些试图借日本侵华势力建立“大蒙古国”的上层人物，先在内蒙古东部建立了伪满兴安傀儡政权。“七七”事变后又在张家口建立了伪蒙疆政权。1931年9月王若飞从苏联回国后，任中共西北特委书记。根据“九一八”事变后的新形势，他要求以乌兰夫为书记的中共西蒙工委把工作重点转向做军队工作，准备武装抗日。据此，中共西蒙工委派中共党员朱实夫、赵诚等打入德王蒙政会保安队。要求他们先争取德王抗日，如争取无效，在德王公开降日时就发动蒙政会保安队起事。为此，乌兰夫等中共西蒙工委的同志，曾几次到百灵庙摸底并做德王工作。叮嘱打进去的共产党员和爱国军人，密切观察德王动态，随机应变。他们按以乌兰夫为书记的西蒙工委要求，经过充分准备和周密组织，1936年2月21日发动了蒙政会保安队暴动，打响了内蒙古人民武装抗日的“第一枪”。全国抗战爆发后，这支部队几经整顿，扩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三师，这支部队被党中央誉为“内蒙古民族中最先进、最大的抗日队伍”。在以乌兰夫为书记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支持配合下，由抗日将领白海风师长带领，在鄂尔多斯坚持抗战4年之久，拒侵华日军于黄河对岸，有效地守卫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由杨植霖、高风英领导，在土默川地区组建了蒙汉抗日游击队，展开了抗日武装斗争。1938年12月，李井泉率八路军一部挺进大青山，与当地游击队会师，创建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同日伪军展开顽强斗争，直至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在此期间，又培养出了一大批蒙古族优秀干部，为抗战胜利后创建内蒙古自治区做了干部准备。

在长期艰苦的抗日岁月中，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加深了对各民族之间关系的认识，深深地感受到中华各民族是血肉相连、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确定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平等、民主自治”，即在中华大家庭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并将其定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同时确定，首先在地处北疆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内蒙古实行。

抗战胜利后的探索和奋斗

为了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决策，1945年7月20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任命时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乌兰夫为绥蒙政府主席。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日，朱德以八路军总司令名义任命乌兰夫为绥远省主席兼归绥市长（因归绥市被国民党傅作义部占领未到任）。乌兰夫受中共中央之命，随即率一批中共老党员、老干部，从延安出发到内蒙古地区开辟工作。随后，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11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同意成立内蒙自治运动联合会的复电中明确乌兰夫“主持蒙民工作”。从此他担负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的重任。

这时候，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内蒙古东部原伪满兴安地区和中部原伪蒙疆地区，在国共两党和双方军事力量都还没有到达时，一批具有民族意识的蒙古族各阶层人士，分别集中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兴安盟王爷庙、呼伦贝尔盟海拉尔，自发探索战后内蒙古的出路。他们分别在苏尼特右旗建立了“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在王爷庙建立了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在海拉尔建立了呼伦贝尔自治省（后改为地方自治）政府。

中共中央从内蒙古在全国革命大局中的战略地位考虑，认为需要尽快把集中在这三处自发而起的民族力量，引入我们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的轨道。1945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发电指示晋察冀中央局和晋绥分局：“应由乌兰夫同志负责拟定我军进入蒙区及对蒙人的纪律及必须注意的事项数则，以资遵守。”“统一西蒙领导。暂规定大政方针由中央决定，实际工作由晋察冀中央局及晋绥分局分别自行处理，而以乌兰夫同志和两个中央局联系，以筹划共同的行动方针及统一步骤。至于蒙古干部，应统一由乌兰夫分配。”11月10日，又发电给晋察冀中央局等：“同意你们先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宣布纲领，发动广大蒙民，准备将来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方针。”“云泽（乌兰夫）同志可留你处主持蒙民工作”。这些指示，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工作步骤，明确了将要成立的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性质和任务，也明确了乌兰夫是主持内蒙古自治运动的主要领导。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45年10月上旬，乌兰夫带领少数几名干部，到苏尼特右旗“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所在地，经反复宣传讲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民族政策，很快把这个“临时政府”的大多数人争取了过来。乌兰夫当选这个“临时政府”的主席三天后，就借故将其迁到由八路军控制的张北县，停止了它的活动。过后不久，在张家口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这个“临时政府”的多数人员都参加了进来，它自然就消失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情况，晋察冀中央局报告了中共中央，得到了中央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总理为驳斥有人诬蔑乌兰夫“反党叛国”，称赞此举为“单刀赴会”。

解决苏尼特右旗的“临时政府”问题后，在乌兰夫主持下，从苏尼特右旗领来的一批原“临时政府”的蒙古族青年，与来自延安和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老同志融为一体，经过紧张筹备，11月26日至28日在张家口召开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通过了《联合会会章》和大会《宣言》《公报》等文件，宣言称：“内蒙古人民的彻底解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大会选举产生了以乌兰夫为主席的执行委员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诞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诞生，标志着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有统一组织、统一领导、统一奋斗目标的新时期。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是团结内蒙古民族各阶层和各族人民的一面光辉旗帜。乌兰夫一直高举着这面旗帜，引领着内蒙古人民由胜利走向胜利，直至取得民族自治运动的彻底胜利。

1945年12月初，内蒙古东部战后建立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蒙本部派蒙古族青年包玉琨到张家口联络。乌兰夫在接见他时知道了东部战后的大致情况。经请示晋察冀中央局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组成联合会东蒙工作团赴内蒙古东部调研，谋求尽快把内蒙古全区域的自治运动统一起来。

当时中共中央正在考虑如何解决内蒙古东部的问题。1946年2月18日，中共中央电示有关中央局、分局领导和乌兰夫称：“林（彪）前所告内蒙人民革命党纲领过左，我们不能赞成该党之纲领及活动，如有可能，应劝告其改变方针。”不久后又指示：“耐心说服他们，改变作法”；“警告如他们坚持现在的作法，我们即不能支持他们，必要时还要声明与他们无任何关系。”3月10日，中共中央再次发报强调“对东蒙自治政府政策应慎重，并要相机说服他们接受区域自治，但仍应以团结为主，不要操之过急使他们离开我们趋向国民党。”

根据中共中央决策，1946年3月底4月初，由中共中央冀热辽分局直接领导，在乌兰夫主持下举行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会议采取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与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双方代表会谈形式。在预备会期间，双方争论激烈。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方主张内蒙古自治运动由他们战后建立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并主张要像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的那样“宗藩”式“自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方的主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即中国工人阶级是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是全国统一的党，属于中国一部分的内蒙古革命，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关于“自治”问题，我国历来是多民族统一国家，中华各民族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只能在中华大家庭中实行“民族平等、民主自治”的“民族区域自治”。双方主谈代表翻来覆去讲自己的道理，就是达不成共识。

关键时刻，乌兰夫有针对性地做了东蒙主要代表人物的工作，与他们达成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内蒙古人民才能获得彻底解放；只有在中华大家庭中实行“民族平等、民主自治”即“民族区域自治”，内蒙古的蒙古族同胞才会有光明前途的共识。其后，乌兰夫又趁热打铁，亲自到东蒙政府代表会上做工作，推动他们转变了态度，在一系列主要问题上达成了共识。4月3日，双方举行全体代表会议，通过《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的主要决议》，补选联合会（东部）副主席、常委等，健全充实工作机构，实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对全区域自治运动的统一领导。

“四三会议”后一个多月，在中共中央西满分局领导下，1946年5月25日至27日，举行东蒙古人民代表临时会议，贯彻落实“四三会议”讨论通过的《主要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兴安省民主政府，组建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撤销了自成体系的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自行解散。至此，内蒙古东部实现了由民族革命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一批民族革命者一跃而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者。促成“四三会议”由激烈争论到快速达成共识的这一举措，充分显示了乌兰夫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大智慧”。

主持“五一大会”创建内蒙古自治政府

根据中共中央确定的内蒙古自治运动先成立“联合会”，待群众普遍发动起来后再建自治政府的两步走方针，1946年8月1日，乌兰夫向中共中央提出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建议。11月18日，中共中央西满分局也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同样建议。12月26日，中共中央批准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按照中央指示，乌兰夫带部分自治运动联合会领导人和机关人员，于1947年2月抵达兴安盟王爷庙，开始筹建内蒙古自治政府。在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下，由乌兰夫主持在哈尔滨召开由各方面主要领导人参加的筹备会，起草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内蒙古自治政府组织法》等文件草案，提出了临时参议会和自治政府组成人员候选人名单等。为加强中国共产党对代表会议的领导，确保代表会议成功，建立了以乌兰夫为书记的会议党团组织。为了提高联合会执委和代表会议代表思想认识，代表会议前先召开联合会执委扩大会议，提前到达的代表会议代表都先参加执委扩大会议。人民代表会议进行到将要选举时，少数几位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已是中共党员的同志）出现了思想反复，突然又提出一年前在“四三会议”上已解决的“建什么党”和要“什么样自治”的问题，并列了一个“不选除乌兰夫以外的延安老干部、不选抗战胜利后参加工作的青年、不选汉人”的所谓“三不选”，私下在代表中传递。这种情况一出现，就遭到多数代表特别是农牧民代表和青年代表的反对。以乌兰夫为书记的会议党团组织分析情况后，认为“建什么党”不属于代表会议的议事范围，留待会后解决，当务之急是排除“三不选”。经过耐心做思想工作，把绝大多数代表团结了起来，按预定方案选举产生了临时参议会和自治政府。1947年5月1日，乌兰夫代表当选的自治政府成员宣誓就职，宣告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代表会议胜利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代表会议后，乌兰夫主持召开党内会议，本着团结的精神耐心帮助思想出现反复的同志，使他们提高了认识。5月2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作出内蒙古的党组织称“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的决定。26日，作出《云泽（乌兰夫）等九位同志为内蒙古共产党工委委员的决定》，任命乌兰夫为内蒙古共产党工委书记。内蒙古自治政府和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内蒙古自治运动取得基本胜利。从此，内蒙古进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纪元。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一提，就是1946年夏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内蒙古自治运动开展较早的锡林郭勒、察哈尔、昭乌达三盟，在农村掀起“清奸反霸”群众运动高潮时，牧区受农村影响，也斗牧主分畜群，特别是昭乌达盟，仿照农村做法提出“牧者有其畜”。这些不同程度的“左”倾错误，加剧了社会不稳定，给本来就脆弱的牧业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失。乌兰夫和自治运动联合会发现后，及时制止了他们的错误做法，同时开始分析研究牧业和牧区特点，思考探讨符合实际的特殊政策。1947年5月以乌兰夫为书记的内蒙古共产党工委成立后，特别重视这个问题。1947年10月10日《中国土地法大纲》发布后，农村开展土地改革时，对牧区民主改革特别强调要先试点，取得经验后再铺开。1948年6月，乌兰夫在扎兰屯主持召开内蒙古共产党工委会议，重点总结牧区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对牧区民主改革提出“废除奴隶制削弱封建”，除罪大恶极的蒙奸恶霸外一般大牧主不斗不分。7月在哈尔滨召开旗以上领导干部会议时，乌兰夫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牧区民主改革的政策，后来逐步完善被凝练为“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的“三不两利”政策。以后针对日伪长期统治造成的牧区经济凋敝、人口下降的实际又提出“人畜两旺”的方针。这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深受各阶层拥护的切合牧区实际的政策，是以乌兰夫为书记的内蒙古共产党工委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保证了牧区民主改革的顺利平稳进行，充分调动起了各阶层的积极性，在创建内蒙古自治区和支援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内蒙古乃至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后来的建设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回首创建内蒙古自治区如火如荼的历程，每一项重大决策的成功实践，无一不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奋斗的结果。我们从中得到最重要的启示，就是“理解、包容”，这是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让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中，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